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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  

2013-05-18 16:49:36|  分类: 人文社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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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他提出我国人口增长如不加以控制,50年后中国人口将超过15亿。如果在马寅初遭受批判15年后中央政府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马寅初的预言已经一语成籖。尽管控制生育的政策至少使我国少增长了2亿人口,但13.40亿人口毕竟是惊人的规模。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借用马寅初所说的话:“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

从人口学的意义上看,过多的人口已经使中国呈现出一种高度紧张的社会状态。“紧张社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我国平均的人口密度为139(即每平方公里139人),在人口超过5,000万的23个国家排名中位居中间。然而,全国平均值完全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人口密度。只要扣除内蒙、新疆、青海和西藏四省区,我国人口密度便升高到265,而这是95.86%的人口在半个国土面积上的密度。由12省市自治区构成的沿海地带,尽管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13.50%,人口却是总人口的44.71%,这使得我国沿海地带的人口密度远超日本(338)高达459。由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是我国人口非均匀分布的不可抗因素,因此人口总量过大成为加剧我国中东部和沿海地带人口密度高企的直接原因。

人口密度过高,意味着土地和环境的人口负载太大,使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国是人均耕地最少的大国之一,土地荒漠化十分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6亿公顷,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造成淡水供应紧缺,城市普遍缺水。半个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带的人口超载,也使得碳排放过度集中,环境维护不堪重负,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食物污染,已经严重威胁到国民的健康和生命。当然,不能把环境污染直接归咎于人口过多;但是人口过多加剧了环境的压力和增加了环境治理的难度,却是不争的事实。

(2)人与财富的紧张关系

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总量上雄踞世界第二,这使我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但经济总量却无法使我国跻身世界发达国家和富裕国家之列,原因就在于,总量豪迈的国民财富一旦被人口总量稀释,便显得微不足道。

2012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87位,不仅排在俄罗斯(第51位)之后,也远远落后于第65位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国土面积相当的美国的11.28%,是人口密度可以攀比的日本的11.87%。假如我国的人口总数跟美国一样,人均财富会比现在增加4.33倍,尽管还是不及美国的一半,也还低于韩国的水平;而与日本攀比的话,即如果按日本的创富能力,要创造出位居世界第二的财富总量,中国只需要2.05亿人口,人口总数仅比日本多出25.56%,而不是实际上的10.5倍!

人口总量太大,使得人均国民财富的增加步履蹒跚,也使得国民财富的分配和社会福利的供给足襟见肘,一个社会在公平与效率的机制抉择上不免老是投鼠忌器,而这反过来又成为提高效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掣肘。人口太多从而生产力上的边际人口太多,必然是通往富裕之路的重大障碍。

(3)人与人的紧张关系

我国民众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和过量的人口有关,要么直接由人口过多引起,要么受制于人口过多而无法妥善解决。尽管过去30年我国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但国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舒适感却没有同步增长,归根到底是人口太多的缘故。

因为孩子多而愈加贫困的生活,曾在几代人的成长中留下深刻记忆,他们中不知有多少人尚在懵懂的孩童时代,就被父母依据性别、出生排行或纯粹的偏好,决定着是否得到学习和固定工作的机会。身处人口众多的国度,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历程,都不得不面对彼此之间的竞争,入托难、入学难、就业难、就医难,凡此种种,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小的需要,也因为太多人等在那里而变得相煎太急。公共生活中人头涌涌的场合比比皆是,比肩接踵使得人与人之间想保持最低限度的谦和与礼让,竟成为物理上极其困难的事情。人口超载压逼了人类生存的适度空间,体面、有尊严和优雅的生活方式让普通民众望尘莫及。

造成人与人关系紧张的,固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例如腐败和不公正,但若以制度改良和从善如流的社会德行而言,腐败可以惩治,自由能够争取,民主亦可演练,惟人口过多既无法逃离,也不能挥之即去,才是最大的社会难题。

人口基数决定了我国的人口控制还不能有丝毫的松弛。毋庸讳言,计划生育是对生育愿望的限制或束缚,就对“超生”的禁止而言,说是对个人生育权的“剥夺”也不为过。然而,如美国环境思想家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所言,将生育定义为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人权,很可能纵容“权利”和“自由”概念的滥用,因为它忽视了人类能够进行社会合作从而形成“协商而至的道德”,忽视了人类基于“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而达成的共识,以及由此生成的应对环境等公共问题的契约解。

不能也不应当把计划生育政策看做是对个人人权的“挑战”或“损害”。计划生育政策在本质上乃是从我国人口的实际状况出发,以期通过人口增长的有效控制,改善和提升国民的生存状态,这也正是基本人权的本质诉求。约束国民现在生育愿望和权利的,与其说是计划生育政策,毋宁说是过去自由而无度的生育。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未来几代人,由于计划生育而承受的制约与隐忍,既是对过去的偿付,也是与中华民族更长远的未来之间所缔结的利在千秋的一份契约。

 

本文来自:“人口问题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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